□濂 旭
张炜先生在某次演讲中曾说：“天才们怎样使用时间真是一个谜团。”他为此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可是在他人看来，张先生四十余年的巨量创作和广泛的阅读、不倦的探索，何尝不能引起同样的好奇。
《斑斓志》是张先生几十年古典诗学研究的结果，终于在今年面世。这部诗学著作与他以往的同类书稿有所不同，就是更加新异清晰，还有过人的才趣。
千年以来，人们是如此地喜爱苏东坡，其机智诙谐、乐观通达、多才多艺和品咂生活的高超本领，令无数人心旷神怡。北宋大文人的诗酒风流在今天这个物质主义时代释放出了更大的魅力，这与其他中国古典诗人相比差异明显：不仅没有因为高古而造成疏远和隔膜，反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现代读者这里，有一本书是一定要提到的，那就是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它二十世纪初在美国出版，不久即译为中文，至今印刷了不知多少版次，影响无与伦比。
许多当代读者心中都有一个现成的苏东坡。那么张先生的《斑斓志》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新的内容、言说多少不同的思悟？这太令人期待了。十年来先生有过四部古典诗学（《楚辞笔记》《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读诗经》），皆因独辟蹊径、深思别悟和凌厉畅言，给读者带来了“惊艳”。此次所论仍为传统中的“大经典”，而且是“人见人爱”的苏东坡，其难度不知要大出多少。
然而以我的感受来说，言他人所不能言或不忍言、不可言，朴素率直、将心比心的诚恳、过人的知性，使人时而激越时而屏息，既痛快淋漓又耳目一新，是本书的最大特点。与解读四部经典相同处，是再次焕发出异样的机趣，更有灼人的热情。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次接通千年的幽思，更是一场诗与思的盛宴。
苏东坡丰富曲折的一生分成了七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循诗人的生命轨迹寻觅，阡陌纵横迂回逶迤，好像跟定了一个全新的导游。从“不自觉的强势”“真伪自由书”“一生刑赏”到“从娇客到弃石”“煎耗养颓”“直击沦落客”“异人三视”，最后再到“不可套语解东坡”“走不出的迷宫”，近一百三十个标题，每题都紧扣独思，拨动心弦。
人云亦云易，集合众说易，强词夺理也不难，最难的是令人信服的透彻、近情近性和拨云见日的豁亮。淤滞已久的成见，百口一辞的概念，都在张先生这里被破除。自宋以降，无论士林民间，苏东坡传奇之多色彩之盛，几乎无有出其右者，庶几等同于现在的“网红”。诗人身居庙堂顾盼山林，躬耕田园遥望宫阙，通常被视作儒释道互补的人物。张先生就此论道：“苏东坡并不是那种轻易就范于成说的人，他既能坚执，同时又是一个博采广纳的人。他对三大学术流派由向往到终身不渝的信仰者，唯有儒家一途。”（《个人的儒释道》）论说诗人的政治立场：“他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改革派，而是一个求真派和务实派。那个意气风发、同时又有点意气用事的苏东坡，已经成为过去。”（《浪漫的枝丫下》）
千年来，众多言说苏东坡的文字中常有泛道德化的倾向，如对那句“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更有死敌章惇落难时诗人送去的殷殷关切，都被作为最宽容最仁慈的范例。而张先生却能作如下思：
“实际上苏东坡一生最主要的交往者和陪伴者，也还是达官贵人与文人，更多的还有一些趣人。他与平民的交往是被大大渲染过的，而且许多时候都是在人生的困境中才发生。所以这样的‘双陪’说、这样的至高境界，说到底苏东坡是难以抵达的，不过是有强烈的愿望而已。”（《双陪之说》）
“我们可能会发现，对一种彻底绝望中的人性，似乎也就失去了简单评判的兴趣：人性被利害所辖以至如此黑暗，那还有什么话可说？怎么就一个‘坏’字可以了结？人性自古以来也就那样，它在怎样的环境下演变成如此可怖的状态，倒是需要我们一直盯住、一直质问下去的。生命是渺小的、矛盾的、多解的，更是可怜的。如果说我们从这里读出了诗人的宽宏大量，还不如说读出了诗人对于人性的极度绝望和无望。”（《眼中无一坏人》）
“在这个时候，苏东坡没有陷入通常以恶报恶的自然循环之中，而是报以超人的善意和仁慈：不是虚情假意，而是真切地给予关照。”“苏东坡愈是如此，就愈是令对手费解和伤绝。这如果是故意的，那就有些可怕了。我们但愿诗人只是一种潜意识，或者是深刻的仁慈。他对人生之无常体会太深了，所以能观、能怜，也能助，能以心比心。”（《直击沦落客》）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准，超越时代的局限是最难的。面对一位偶像级的古典诗人，须持平心正气之论。张先生对诗人偏爱，却非一味褒扬：“苏东坡常常表现出一种‘强势’。这往往是不自觉的。道人所未道，察人所未察，总有敏捷的先手，这都给人一种强势感，客观上也必然招致嫉恨。恃才纵气，而不是恃才敛气，这似乎是他这一类大才子最显著的特征，实际上也是他们命运的死穴。记录中苏东坡辩论起来豪情万丈，可谓‘横扫千军如卷席’，痛快之余也对他人形成了压抑。”（《不自觉的强势》）
“平心而论，苏东坡主观上对自我才华的鉴定是准确的，没有多少虚妄和夸大，但同时他对这一切也是自傲的，这时的苏东坡也就显得稍稍无力，气浮于上。如果不是一个过于自信的人，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随意泼洒和笔墨游戏。妙笔生花的细微处，在于一支笔的自我行走，笔端凸显的不再是出自胸臆，而是来自莫名的惯性，好像一支笔在无比娴熟之后能够自我繁衍，妙趣横生。这种游戏的兴奋笼罩着他，如堕雾中，真性也就遁到远处。这种时刻对文章来说并非是好的。”（《不曾忘记才华》）
张先生每论到忘情处，会使读者产生一种错觉，恍惚觉得他在自述心曲：就像追溯一段往事、怀念一位老友。
展读《斑斓志》，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份深忧和沉重。书中不断言及“乌台诗案”的意义，认为正是它的炼狱之火成就了诗人：“这一场文字狱、一场旷世冤案之后，这位天才人物的心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就在这里，他攀上了诗与思的最高处，那是穷尽一生才能达到的高度。”然后惋叹：“苏东坡即便在最痛苦的时候，在着力反省和自我追究的时候，也没有达到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类人物的状态，没有那样震撼人心的追问和探求，特别是强大的罪感。”“人们也许过分看重了机智、技能和不可思议的灵气和才具，倘若一个人万事无不能为，那么许多时候也就浅浅地划过。它们只是在腠理之间游走，而不是深达骨髓的欣快和痛楚。我们只有叹服和惊喜，而少有心灵的颤栗。”（《不可套语解东坡》）
多么清新锐利的声音。真希望这阅读一直延续下去，因为伴着这言说，才能跟定诗人，一起跋涉一起长吟，并在心底深深地祈祷：
早日从深陷的迷宫中解脱出来吧，从腥风苦雨的海南归来……